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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汗之国》

2022-02-16 17:03:21 读书笔记

大汗之国 ,我们很难回到历史中,而中国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,难以判断。本书是一本关于观测的书:七百年间,从西方人的眼看中国历史的变迁。看一看西方的那些中国历史亲历者是如何记载和评价中国的,有助于我们回到过去,即便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想象一下古代,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

大汗之国

大汗之国 价值

我们很难回到历史中,而中国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,难以判断。

本书是一本关于观测的书:七百年间,从西方人的眼看中国历史的变迁。看一看西方的那些中国历史亲历者是如何记载和评价中国的,有助于我们回到过去,即便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想象一下古代,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

大汗之国 作者简介

大汗之国

史景迁(Jonathan D. Spence)

史景迁,又名乔纳森·斯宾塞,历史学者,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。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,以研究明清史见长。曾任2004年~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,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精 华 解 读

以下内容为《大汗之国》一书精华解读,供广大书友们学习参考,欢迎分享,未经允许不可用作商业用途。

大汗之国 正文

引言:背景

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,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,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。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,几世纪以来,中国的吸引力从未完全消失过。

在13世纪马可·波罗的笔下,当时是可汗统治着这个传说中的国度。而在哥伦布的心中,可汗一直是中国的统治者。这就是这本书取名《大汗之国》的原因。本书对中国的观测来自各种资料,包括外交官报告、诗歌、舞台剧、家书、哲学论文,甚至小说。涵盖从1253年到1985年超过700年的时间。

大汗之国

一、马可·波罗的世界

西方世界第一本讨论中国的书是马可·波罗的《寰宇记》,也叫做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

这本书是1298年他在狱中或遭软禁时,向一位名叫前鲁斯梯谦的人口述而成的。主要回忆1275年~1292年间,马可·波罗住在中国并为忽必烈汗工作的经历。

但这本书有很多疑点。

首先,这本书有八十多种手稿,却没有原始手稿。

马可·波罗书中记载了他的父亲、叔叔和他帮助忽必烈攻克襄阳城(就是郭靖守的那座)的经历。襄阳城破于1273年,波罗在1274年前不可能到中国。

波罗似乎不认识任何中国人,从未提到茶叶或书法,没有评论过妇女缠足,或谈到长城。

不过他记录了以煤炭做燃料,还说了北京青楼区的规模和功能。

总之,书中的内容既荒谬又详实。

大汗之国

二、比波罗更早的鲁不鲁乞

最早在文献中记录中国的人是圣方济修会修士威廉.鲁不鲁乞。他受路易九世派遣,到蒙古都城哈拉和林说服蒙哥可汗参与基督教反伊斯兰教大业。

他是这样描述中国的:

契丹人口不多,他们讲话时鼻子重重地呼吸;众所周知,所有东方人眼睛都很小。无论做什么,他们的手都极巧,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,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。但是他们不采尿样,对于尿液一无所知。这是我亲眼所见,因为在哈拉和林就有这种人。他们还有惯例,父亲从事什么行业,儿子也必须继承衣钵。

三、监狱中看到的中国

随着1340年黑死病在欧洲蔓延,1368年蒙古王朝灭亡以及伊斯兰势力的兴起,欧洲与中国的交流被腰斩了。直到16世纪初期,葡萄牙人才再次来到中国。但因为一名船长辱骂并攻击中国官员,皇帝大怒,囚禁、流放,甚至处死了很多西方人。1553年,有个叫佩雷拉的军人兼商人重获自由,他写了份在中国的报告。语言不通,加上他生活很悲惨,没有太多高端生活的记录。

但对于中国的牢房,他记录得活灵活现:

打人的工具是竹条,由于中间裂开,竹子看起来平坦不尖锐。挨打的人匍匐着趴在地上,刑吏拿着竹条使劲地抽打他的大腿,即使旁观的人也会吓得浑身发抖。抽十下会造成大量出血,二十至三十下会血肉模糊,五十至六十下将需要长期疗养。如果是一百下的话,那就无药可救了。而这种重罚,往往施加在那些拿不出任何贿赂以买通监督行刑官吏的人身上。

尽管佩雷拉被中国法律惩罚,但他却大力赞扬中国的司法体系。

他这样记载:

在公开场合质询证人……由于听证大厅上挤满了人,想要聆听证人的说词,因此只有实话才能过关。……在这个国家,除了公开听证的过程,他们也非常敬畏他们的皇帝,而且摄于他的威严,绝不敢有不实之言。总之,这些人独特的司法审判,较之罗马人或任何其他人都要杰出。

其他让佩雷拉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:

城市里人和动物的排泄物均有人悉心收集;用筷子吃东西;使用鸬鹚捕鱼;人多;爱传谣言;“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鸡奸,不仅下层社会很普遍,精英阶层也不罕见。”

四、定居在中国的利玛窦

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澳门,学会中文后1583年进入中国。他先后住在广东、南京,最后在北京,1610年殁于北京。

他在中国文化、语言、社会方面的造诣,西方人无出其右。

利玛窦发现,虽然名义上皇帝是统治者,实际事务却由文官系统掌控,加上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,社会和谐才得维持。

劳工大众各安其位,年轻人的婚姻都由父母安排,缠足习惯使得妇女安分地守在家中,年轻人必须花大量精力学习艰涩的中文,自然减少了放荡不羁的机会,饮酒时相当节制,宿醉根本闻所未闻。

利玛窦将GOD翻译为中国文化中的“上帝”,以便令中国人的祭祖和基督教联系起来。为了有所区别,后来又创造了一个新词“天主”。

利玛窦很少批评中国人,他认为科学曾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优势,只是没有充分加以发展。中国人“缺乏逻辑法则的概念”“对他们而言,伦理学只是一串箴言与推理。”利玛窦唯一严厉批评中国人之处,就是中国男人中太多人从事鸡奸行为。他曾在北京街上目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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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闵明我承认中国文明

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1659年抵达中国。

1666年到1669年被捕,1672年返回西班牙。

他认为中国人有礼貌、冷静,中规中矩。

“汉人、鞑靼、日本人以及其他亚洲人,绝对不是野蛮人,因为他们既有良好的政治制度,也守秩序,完全依据理性,过着法治的生活。”

他赞美中国是:

“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,宇宙的中心点,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、万物得以存活之处,那是最荣耀的帝国。”

最有趣的是闵明我发现中国人极有复制天分,他并因此担心,中国人会运用这种能力打垮西方的出口贸易。

“所有欧洲货物,他们只要见过,都可以仿制得惟妙惟肖。他们在广东复制了好几样东西,因为毫无瑕疵,就以从欧洲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了。”

最后闵明我提出了一些省思,也就是真与假,真货与赝品的区隔。

而这些正是宗教信仰的本质。

500年后,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。

六、正式的使团访问

1644年明朝灭亡后,清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。

在面见中国皇帝时,必须遵守繁冗的觐见礼仪——包括九次匍匐在地,以及很多自贬的话。

第一份完整的北京之行的报告是由荷兰人奥尔夫特·达帕1667年提出的。

真正的写实报告是葡萄牙传教士皮方济撰写的。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北京:

“夏天温度极高,更苦的是,风沙极大又极细。只要一上街,我们的头发和胡子就变得和磨坊主人一样,全盖上一层白粉。水质很差,到了晚上衣服里会钻进一大堆虫子,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被咬过。到处都是苍蝇,而且会讨厌地叮人,蚊子就更别提了。东西样样贵。街道什么都没铺,据说以前还有,后来鞑靼下令挖掉石板,以方便马匹行走,也因此到处是风沙,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一片。……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,房舍都盖得很低,品质更是差劲,墙壁几乎都由泥巴灰泥糊上竹条盖成,很少用到砖头,窗外也没有景观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。”(看来沙尘暴那时候就很严重了)

七、古时候的欺诈行为

英国军舰舰长乔治安生已经差点和中国人打了起来。所以他的记载也比较刻薄。他得出结论:

“可以确定的是,在欺诈、造假和揩油水上,不能将其他人拿来和中国人相提并论;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天分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,根本就不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。因此可以大胆得出结论,中国人也许乐于讨好指挥官,但是我们却不容易分辨它们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”

安生罗列了他见到的不肖行为,包括往鸡鸭肚子里填沙子以及为猪灌水膨胀身体。安生记录他的翻译官的话:

“中国人都会欺骗,但很有样子,没药救”

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, but have fashion, no can help.

这句话成为了之后洋泾浜英语的范例。西方人描写中国人说英语就是这种语法。

八、著名的马戛尔尼

乔治·马戛尔尼是伏尔泰等著名学者的朋友,担任过大使和总督。他对中国产生了正面的印象。他代表乔治三世给乾隆带来了很多礼物,包括:

望远镜、天象仪、地球仪、透镜、气压计、钟、气枪、西洋剑、德比花瓶、瓷像,以及一辆马车。

1793年8月15日,中国官员来和他讨论是否要叩头的问题。他的话中混合“技巧、明言、暗语”让人“不能不佩服”:

“话锋一转,他们谈起不同国家所流行的不同服装,在假装检视我们的衣服后,表示还是较喜欢他们自己的服装,因为宽松不受束缚,在任何场合,当皇帝出现了,而需全体下跪时都不会受到牵绊。因此他们对我们膝扣和袜带的不便感到同情,并暗示我们,进宫之前最好将其解除。”

尽管一些满人高官还灵活示范叩头过程,这个问题还是纠缠了几个星期才获得解决,马戛尔尼同意,单膝下跪并鞠个躬,双方并同意,亲吻皇帝的手这一环节可以省略。

最终,马戛尔尼见到了83岁的乾隆,形容他是位慈祥的年长绅士,仍然健康有活力,看起来不像是超过六十岁的人。尽管日记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正面评价,但到最后,还是出现了大量反感。中国人总是怀疑马戛尔尼暗中搞鬼,不对洋人的知识有任何尊敬。

他最后形容中国为“又老又疯的一流战士”,一直让邻居震慑于“她的庞大及外表”,却因为无能的领导者注定“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碎片”。

九、特别诋毁中国的笛福

中国也会出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,比如小说。

1719年《滨逊漂流记》的作者笛福几乎用谩骂的方式完成了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第二部。鲁滨逊漂流到了中国,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负面的。

人们传述中国的伟大、富饶、光荣、宏伟、贸易,事实上,中国人不过是一堆贱骨头、一群愚民、龌龊的奴隶,臣服于一个只配管理这种民族的政府之下。”

笛福利用中国负面的例子赞美他的祖国英国,但这种哗众取宠的论调与当时的社会趋势背道而驰。当时的主流是借着亚洲的优点彰显西方社会内在的弊病。

十、启蒙时代的大师们看中国

笛卡尔和培根尝试掌握“关键”以了解中文,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中文的关键,就可以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。

莱布尼兹发现中国的易经是二进制。他认为在追求宇宙万物的知识时,中国也许应该扮演主要角色。中国和西方“几乎旗鼓相当,一会我们占上风,一会又轮到他们。”

孟德斯鸠向居住在巴黎的中国人黄嘉略学习中国文化。在他的巨著《论法的精神》中,对中国发表了无数评论。他认为因为中国缺乏君主制所需要的荣誉感,也缺乏共和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和小政府,因此中国只能选择靠恐怖手段管理的专制制度。

伏尔泰通过戏剧和历史来研究中国,他自己写了一部《赵氏孤儿》的戏剧。并认为自己比中国人写得好。

十一、西方女士眼中的中国

逐渐有一些传教士带着家人来到中国。她们记录了很多写实的经历。比如

一群群的人围着她们看,人群堆得像山一样,人们尤其好奇她们的头发;

行船在河里的时候,突然被两岸的中国人用大量的石头攻击;

在城墙上被大量的乞丐围追;

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幸毫无感觉。

她们大都对中国人友好,希望融入中国社会。但当义和团开始的时候,她们和他们的孩子大都被杀,或者得病死亡。

沙拉康格女士在描述义和团时还形容他们“无畏、凶猛、残忍、意志坚强。”在被围攻的梦魇结束后,她拒绝加入要求报复的行列。

十二、马克·吐温描写的在美国的中国人

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,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到美国。开始出现中国城。1861年~1864年,马克吐温担任记者,他描述了美国人普遍看到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:

“中国人已将城里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……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。在每一个邋里邋遢、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,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。屋里幽暗一片,但是仍可看到两三个面色蜡黄、拖着长辫子的无赖,蜷曲在床上,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……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,也许在梦里,他已经超越尘世。忘却了洗衣重活,正在天堂里,大啖着肥美的老鼠、燕窝。”

1870年,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,20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。这件事触动了吐温,他后来写了很多同情中国人的作品。

十三、布莱希特的激进中国形象

中国开始爆发革命,再次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。

布莱希特甚至创作了一部以沈阳为背景的革命戏剧。

描写四个工人运动指导者从莫斯科到沈阳来指导工人罢工。最终和本地革命者又发生冲突,他们逃过了追捕出了城,杀掉了年轻的本地革命者。

这出戏在柏林上演六个月之后,日本在沈阳的陆军军官怪异的解读了这出戏,指控中国军队挑衅,并利用这个借口发动了大规模报复行动。

这可能就是9·18事变。

十四、埃德加·斯诺笔下的毛泽东

斯诺来自堪萨斯州,做过农民、印刷业和铁路工人。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,1928年,23岁的斯诺决定到中国试试运气。1937年,斯诺出版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也译作《西行漫记》。他描写的红军:

“整天在路上不停唱歌,歌曲来源似乎无穷无尽。……他们晚上也唱,并向当地农民学习新曲调,农民也会拿出陕西弦琴伴奏。

当我们经过山坡上的野杏林时,部队突然全部散开,直到每个人口袋都装满为止,等我们离开时,树林就像给强风袭击过了一般。

部队很快又恢复秩序……但是,当我们穿过私人果园时,却没有人碰树上的果子,我们在村里消耗的谷物、水果也一向全额付清。”

“在我看来,毛泽东是个非常有趣、非常复杂的人。他有中国农民的单纯和自然,充满了幽默感,酷爱大笑。甚至在谈到他自己和苏联的缺点时,也可以哈哈大笑;那是一种顽童式的笑声,毫不动摇他内心深沉的使命感。他说话坦白,生活简单,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太粗俗、太鄙下,其实他巧妙结合了天真、机智、世故。”

十五、派克描写的国民党军队

美国作家格雷厄姆·派克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中国,他是这样描写国民党军队的:

“过了一会儿,一列穿着灰棉制服、衣衫褴褛、脚著草鞋的军人,有气无力地上了山。他们表面上在行军,实际上步伐奇慢。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速度,比身负重物的家庭主妇还要缓慢。……他们嘴里喊的口号越喊越快,快到就要跟不上了,但是他们的双脚依旧像原先那样慢慢踱。他们全都挂着那个笑容。”

“中国人知道,自己是无法控制的外力下的牺牲者,因此常常会叽叽咯咯地怪笑。”

派克认为在经历了接连不断地折磨后,这种神秘微笑已经成为了唯一的生命反应。

大汗之国 结语

最终,马可·波罗成为了卡尔维诺小说中的人物,给了我们关于所有故事的最佳答案:故事的关键,在于耳朵,因为听故事的耳朵都只听想听的内容。以几个世纪的中国为例,听众总是按捺不住,老想穿过薄雾,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。西方人对中国的热诚从未消减。但一切事实证明,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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